三、幸福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
1、亚里士多德的“德”幸福
传奇智者幸福观
为政以德佑民众
至善幸福中国梦
2、罗素的快乐幸福
哲学大师的博广情怀
民众快乐的幸福源泉
幸福快乐的坚实根基
3、伊斯特林的“命题”
伊斯特林“命题”为何被言中？
国民幸福感下滑的症结在哪里？
生而平等幸福理念何以得实现？
4、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探索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变迁
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本条件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根本途经
这是一个新的参考文件
论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 胡晓晴
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
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是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是关于人的发展的终极目标。人片面发展的根源在于分工，分工使得工人的生产兴趣和实践的生产活动相分离，使工人渐渐失去了全面地从事劳动的能力，变成了畸形和片面发展的人。“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马克思针对人的片面发展这一事实提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多部著作中都提到了这一思想: 在《共产党宣言》中第一次向全世界宣告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资本论》中又指出未来的社会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概括为“在保证社会劳动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地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由此可以看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理想的终极目标，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占极其重要的地位。
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内涵
( 一) 人的需要的自由全面发展
人的一切活动首先都是由人的需要所引起的，是人的本性，正如马克思所说的: “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个人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决定了人的一定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状态。“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人们不断地追求和实现需要来发展自己。在自然经济的形态下，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人在生存这一最低的需求上苦苦劳碌着; 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升，但人们的精神却相当的匮乏和不振，人们的精神需要得不到同步的满足和发展。只有人类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当生产力高度发达以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人的物质和精神的各方面才能得到相当大的满足和发展。因此，人的需要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它和社会的发展是同步进行的。
( 二) 人的活动及其能力的自由全面发展
人的本质是能进行实践活动，人的发展则是实践活动的发展。人的活动的自由全面发展，是要在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上充分达到丰富性、完整性及可变动性，人们将在改造自然界的活动、改造社会的活动和改造人自身的活动等方面达到自由全面发展和高度的丰富。也就是，人们将不再由于被迫的分工和狭隘的职业限制，而每个人能够按自己的兴趣、天赋和特长，自由地选择活动领域，不仅可以从事体力劳动，还能从事脑力劳动; 不仅可以参加物质生产劳动，还能参加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管理活动，进行科学艺术的创造活动等。如马克思所说: “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人的活动的自由全面发展，还表现为人的能力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意味着‘全面发展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自然力和社会力、个体能力和集体能力、潜力和现实能力等’，也意味着在实践中‘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全面发展的个人，就是用能够适应不同的劳动需求并且在交替变换的职能中，使自己先天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个人。”
( 三) 人的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自由个性应该有自律性，即能够自己约束自己; 自由性，即能够按自己的意愿自主地做事情; 独立性，即能够自己支配自己的活动和生存条件; 独创性，即能够自主地进行创造活动。马克思根据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的三大形态; 人类社会要经过前资本主义的“人的依赖关系”的第一阶段，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第二阶段，最后必然达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第三阶段。马克思提出:“无产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迄今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迄今为止的社会的生存条件，即消灭劳动。因此，他们也就同社会的各个人迄今借以表现为一个整体的那种形式即同国家处于直接的对立中，他们应当推翻国家，使自己的个性得以实现。”到那时，人的主体地位将充分确立，人的个性将充分发挥，每个人将不受强制性的限制而摆脱对物的依赖性，从而自觉地发展和自由的选择，整个社会将以每个人的不同个性的“自由的人”而形成的联合体。
( 四) 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 “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社会关系的全面丰富，不仅意味着个人与他人是作为社会群体中某一成员身份而出现，而且还作为个人与他人发生相互关系而存在; 也意味着人们摆脱了以往个体、分工、地域和民族的狭隘局限性，形成了各方面、领域和层次的社会联系; 同时还意味着人们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伦理关系、宗教关系、文化关系等的全面生成，由贫乏变得全面丰富、由封闭变得开放、由片面变得全面，并且得以协调和谐地发展。”
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也表现为人的社会交往的普遍性和人对社会关系的全面占有和共同控制上。“交往的普遍性，从而世界市场成了基础。这种基础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在各领域、各层次的社会交往越来越多，个人同整个世界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普遍交换使得社会交往变得更加的丰富、广泛、复杂和多样化。
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现实可能性
马克思认为，如果生产力不发达，社会劳动中存在着分工和私有制，劳动不是人的第一需要而仅仅是谋生手段，那么人的发展将是片面的、异化的而不是自由全面的发展。当生产力高度发达，消灭分工和私有制，使劳动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人们才能自由而全面地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时期建立起来的，到现在虽然有了很快的发展，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长期处于这一阶段的事实无法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如何看待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在当代中国的现实意义呢? 我们不能奢求这一最高目标在我国这一阶段就得以实现，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这一伟大理想第一次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虽然较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相比，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还是比较低的水平，与实现共产主义的高度发达生产力更是有非常大的距离。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制度下，生产资料被私人占有，社会生产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而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制度下，生产资料由人民共同占有，社会生产是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但是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还要更好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不是为了资本的发展服务，而是为人的发展服务的。
科学发展观是全面与协调、继承与创新相统一的发展观，是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相统一的发展观，是与时俱进与以人为本相统一的发展观，是人类基于对以往社会发展经验与教训、历史与现实、落后与进步的多重反思、科学总结得出的力量产物。科学发展观是要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科学发展。只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调动一切积极有利的因素和手段大力发展生产力，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与现实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最前面，把人的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目标，那么就会缩小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差距，向共产主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靠近，并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现实性条件。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伦理规范体系主要包括政治伦理的最高原则、政治伦理的核心规范以及政治伦理的主要规范。其中，政治伦理的最高原则是指贯穿于政治伦理规范之中、概括地反映政治伦理规范的基本要求、在伦理规范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的规范，这一规范即是中庸。“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⑥。中庸是个人达到至善和城邦优良政体的唯一标准。政治伦理的核心规范是指政治行为主体在政治行为中遵循的最主要的规范，它直接体现着政治伦理的价值精神，是政治伦理价值目标实现的根本保证。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伦理规范体系中，公正即是其规范体系中的核心规范。“在各种德性中，惟有公正是关心他人的善”⑦。可以说，公正就是关心他人的品质或德性。“公正是一切德性的总汇”⑧。各种德性都可以包括在公正之中，公正统摄其他德性。在公共生活中，只要具备了公正的德性，“其他的所有德性就会随之而来”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伦理规范体系中还有勇敢、明智、友爱等。其中，勇敢主要是公民的政治伦理规范，明智主要是统治者的政治伦理规范，友爱则是公民和统治者共同的政治伦理规范。
亚里士多德政治伦理思想内容的丰富性、开拓性
亚里士多德不仅创立了相对独立、完整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还对政治伦理的诸多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在很多方面都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关于政治伦理的目的，亚里士多德以“人天生是政治动物”为理论分析的前提，得出城邦的目的就是满足人的需要的结论；亚里士多德是一个乐观的目的论者，他相信“宇宙万物都是向善的”⑩。因此一切技术、一切规划以及一切实践和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个人和城邦都是如此，而且城邦是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是包含了一切共同体的共同体，所以得出结论，城邦追求的目的一定是“最高的善”。他用了一系列具有伦理道德价值内涵的词汇来对城邦的目的进行概括，包括“至善”“幸福”以及“最优良的生活”等，充分反映出政治和伦理的终极价值的一致性，同时，反映出政治伦理应有的人文关怀的意蕴。
关于城邦政体的分类，亚里士多德首先提出了政体分类的两个原则，即统治者的宗旨和统治者的人数。按照统治者的宗旨是为公众谋利益还是为统治者谋私利将政体划分为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然后根据统治者是一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将政体划分为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三种正宗政体以及它们的变态形式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亚里士多德以统治者的宗旨是为公众谋利益还是为自己谋私利作为划分正宗政体与变态政体的标准，其价值取向非常明显。亚里士多德关于政体分类的原则及其价值取向成为西方思想史上政体思想的圭臬。后世如阿奎那的政体思想几乎就是亚里士多德政体思想在中世纪神学条件下的翻版；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无论是霍布斯根据主权的归属，将政体分为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还是孟德斯鸠从法律的角度来考察政体的原则进而认为民主制、贵族制和君主制是三类正常的政体，并否定专制政体的思想，都是亚里士多德政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关于政体的选择，即制度安排，亚里士多德不像老师那样试图提供一种理想政体，而是主张“不仅应当研究什么是最优良的政体，而且要研究什么是可能实现的政体，并同时研究什么是所有的城邦都容易实现的政体。”{11}关于所有城邦都容易实现的政体，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两个原则：其一，应该以公众的利益为出发点。亚里士多德说：“政治上的善即是公正，也就是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12}其二，应该实行法治。亚里士多德指出：“法律是独立成章的，是说明政体性质的一种规章。”{13}也就是说，法律是对政体性质的规定。法律与德性紧密相联，“为教育人们去过共同生活所制定的法规就构成了德性的整体”{14}。但由于法律是针对普遍性问题的，因此，法律也有局限性，为了克服这种局限性，应该让公民轮番参加统治。
关于政体的维持，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政治伦理的核心规范——公正，并指出，“公正是一切德性的总汇”{15}，“公正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16}的著名论断，在当代伟大的思想家罗尔斯的《正义论》中仍能找到其思想延续的痕迹。“正义是社会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的首要价值一样”{17}。罗尔斯的名言滥觞于亚里士多德的正义（公正）思想。
关于个人与城邦的关系，因为“整体必然优先于部分”{18}，所以城邦优于个人，城邦善优于个人善，个人善只有在城邦中才能实现；因为“整体的善跟随个人的善”{19}。所以城邦的善离不开个人的善。对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体道德与社会道德的关系，亚里士多德给我们提供了正确的认识角度和考量依据。在西方历史进入到20世纪时，当道德相对主义和道德怀疑主义盛行时，有识之士如麦金太尔等就主张继承、弘扬亚里士多德的道德思想，以整合个体道德和社会道德，寻求个人价值与社群价值的统一。
关于公民教育，亚里士多德不仅论述了公民教育的目的应该和城邦的目的保持一致，“既然整个城邦有着唯一的目的，那么很明显对所有的公民应实施同一种教育”{20}。而且还具体分析了公民教育的内容、方式。主张教育要根据教育对象做内容、方法的区分，要根据不同的身份对公民进行教育。如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而言，由于“一方面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固定是同一些人，另一方面又有所差异。因此对公民的教育也必须随之相同或不相同”{21}。
亚里士多德政治伦理思想研究方法的先进性、科学性
亚里士多德在进行政治伦理研究时采用的方法也是其理论特点的重要方面。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在知识领域中作过许多方面的探讨和研究，他根据研究的对象和目的，将科学分成几类，其中作为探求行为标准的实践科学，就包括政治学、伦理学{22}。亚里士多德已经充分注意到并明确了政治学和伦理学的实践性。他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明确指出：“我们当前所进行的工作，不像其他分支那样，以静观、以理论为目的（我们探讨德性是什么，不是为了知，而是为了成为善良的人，若不然这种辛劳就全无益处了）。所以，我们所探讨的必然是行动或应该怎样去行动。”{23}他在《政治学》中指出：“城邦的目的是优良的生活。”{24}“最优良的生活对于个人或城邦共同体而言，是具备了足够的需用的德性以至能够拥有适合于德性的行为的生活。”{25}在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中，政治伦理的实践指向的结论是显而易见的。
理性与经验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政治学和伦理学都是一种实践的研究，而实践知识的真理性是相对的，是有条件的。所以不能精研，只能是粗略的。亚里士多德说：“政治学考察高尚和正义，但这些概念相互间差异极大。”{26}所以政治研究是需要经验的，政治学来自生活经验并说明生活经验；伦理品德不仅是理性的而且还和欲望有关，是欲望经过思考的选择，因此和理论知识也是不同的。所以伦理学和政治学的研究既是一门需要经验的技艺，又是科学，需要经验和实践理性。实践理性需要从人们生活的经验中获得，由于经验使人们掌握善的标准，做出正确选择，自觉按照中庸行为，进而达到至善。
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亚里士多德在对城邦政体进行研究时，曾组织学生对希腊158个城邦进行了历史与现实的考察，然后根据所得材料，进行综合分析和比较研究，进而得出普遍性的结论。现存的《雅典政制》就是这种考察的一部分，从这部著作中，仍能看出这位伟大的思想家鲜明的历史与现实相结合进行研究的方法。其政治学的代表作《政治学》就是建立在这种考察的基础上所得出的相对普遍的结论。
分析综合的研究方法。亚里士多德主张：“我们必须将组合物分解为非组合物（它是全体中的最小部分），所以我们必须找出城邦所由以构成的简单要素，以便可以看出它们相互间有什么区别，我们是否能从各类统治中得出什么结论来。”{27}从事物的组成部分的最小单位开始进行分析，通过综合，进而达到对事物整体的本质的认识。亚里士多德在对城邦进行研究时，从男女两性组成的家庭入手进行分析，得出城邦是为了满足人们的自足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结论。其结论严谨自然、符合逻辑。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_公元前322年），古希腊斯塔基拉人，世界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是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的老师。公元前335年，他在雅典办了一所叫吕克昂的学校，被称为逍遥学派。马克思曾称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恩格斯称他是古代的黑格尔。作为一位最伟大的、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他对哲学的几乎每个学科都作出了贡献。他的写作涉及伦理学、形而上学、心理学、经济学、神学、政治学、修辞学、自然科学、教育学、诗歌、风俗，以及雅典宪法。亚里士多德著名的一句名言：求知是人的本能。被学者吉剑当做网站“心海时空”的灵魂语句。[1]
［内容摘要］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和《尼各马科伦理学》中，既将政治与伦理问题分开来论述，又将二者联系起来考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伦理思想。其政治伦理思想的特点主要有：政治伦理思想体系的完整性、系统性；政治伦理思想内容的丰富性、开拓性；政治伦理思想研究方法的先进性、科学性。
学术主张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是现实主义的鼻祖。不同于他的老师柏拉图以自己假定的理想国衡量现实，他主张从现实的国家出发，防止国家堕落和促进国家的发展。他对人性和理性持怀疑态度，主张法治，而法律的来源也不是人的理性或者学者的思考，而是来自于历史和传统中为人们所遵循和认知的东西，也就是历史的理性。他对变法和改革持一种十分谨慎的态度，非到万不得已不宜改革。
亚里士多德关于物理学的思想深刻地塑造了中世纪的学术思想，其影响力延伸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虽然最终被牛顿物理学取代。在动物科学方面，他的一些意见仅在19世纪被确信是准确的。他的学术领域还包括早期关于形式逻辑理论的研究，最终这些研究在19世纪被合并到了现代形式逻辑理论里。在形而上学方面，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神学思想在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传统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世纪，它继续影响着基督教神学，尤其是学术传统的天主教教会。他的伦理学，虽然自始至终都具有深刻的影响，后来也随着新兴现代美德伦理的到来获得了新生。今天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仍然活跃在学术研究的各个方面。虽然亚里士多德写了许多论文和优雅的对话（西塞罗描述他的文学风格为“金河”），但是大多数人认为他的著作现已失散，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原创作品幸存了下来。
同柏拉图一样，他认为城邦高于公民，但是他也主张人有自己的权利。因为城邦不仅是理性的产物，也是人们满足自身需求的产物。因此他要求实现城邦和公民利益的平衡。他还确立了公平的正义和交换的正义的均衡正义原则。一方面对于不同出身、财产、地位、能力的人要平等对待，另一方面对于特殊的任务也可以给予特殊的优待。为此他非常推崇民主制和君主制的结合，在立法问题上实行民主，行政上实行君主制。他希望借此在维护城邦整体利益时保证公民的各种利益，并提出了分权学说。
他还是类型学大师，依据统治者人数多少和是否维护全体公民利益把城邦分为六大类。并论证了各种整体的演变，其演变是逐渐变坏，其原因则是那种综合的正义原则被破坏。[3]
［关 键 词］ 亚里士多德；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内容；方法
亚里士多德作为西方“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①和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②，一生在众多领域建树卓越。其政治学的代表作《政治学》一书，第一次将政治学和其他学科区分开来，使政治学形成了独立的研究领域，亚里士多德由此被公认为西方政治学的创始人；其伦理学的代表作《尼各马科伦理学》，是人类第一部系统完整的伦理学著作，奠定了亚里士多德作为西方伦理学创始人的基础。亚里士多德在这两部著作中，既将政治与伦理问题分开来考察，从而在西方思想史上第一次将政治学和伦理学做了学科的区分；又将二者联系起来分析，对政治与伦理采取了“连贯式价值理解方式”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伦理思想。
同柏拉图一样，他认为城邦高于公民，但是他也主张人有自己的权利。因为城邦不仅是理性的产物，也是人们满足自身需求的产物。因此他要求实现城邦和公民利益的平衡。他还确立了公平的正义和交换的正义的均衡正义原则。一方面对于不同出身、财产、地位、能力的人要平等对待，另一方面对于特殊的任务也可以给予特殊的优待。为此他非常推崇民主制和君主制的结合，在立法问题上实行民主，行政上实行君主制。他希望借此在维护城邦整体利益时保证公民的各种利益，并提出了分权学说。
一、亚里士多德政治伦理思想体系的完整性、系统性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大致包括三部分，即政治伦理价值论、政治伦理规范论和政治伦理手段论。其中，政治伦理价值论是政治伦理的观念或理念部分，是其政治伦理思想的灵魂，它直接规约着政治伦理规范体系的建构和政治伦理的实践手段的选择；政治伦理规范论是关于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政治生活中应遵循的伦理道德的原则和规范的论述，是其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它内在地体现着政治伦理的价值目标，并通过直接规约政治伦理的实践行为将其现实化；政治伦理手段论是关于政治伦理实践手段的观点和主张，是政治伦理价值和政治伦理规范借助于一定的手段得以实现的环节，是政治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的每一构成部分也是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体系。在政治伦理价值论部分，亚里士多德分析了政治伦理的价值主体、价值客体和价值目标。政治伦理的价值主体是人。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④的著名论断，并由此论述了人的本质就是要过共同（城邦）生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人的特长或功能在于具有德性，在于成为善良的人。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若干家庭和种族结合成的保障优良生活的共同体，以完美的、自足的生活为目标。”⑤城邦的善即城邦中的伦理道德有意义于主体人，因而构成政治伦理关系中的价值客体。关于政治伦理的价值目标，亚里士多德在论述中用了可以互训的词汇，如“幸福”“自足”“最高的善”“优良的生活”等。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伦理规范体系主要包括政治伦理的最高原则、政治伦理的核心规范以及政治伦理的主要规范。其中，政治伦理的最高原则是指贯穿于政治伦理规范之中、概括地反映政治伦理规范的基本要求、在伦理规范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的规范，这一规范即是中庸。“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⑥。中庸是个人达到至善和城邦优良政体的唯一标准。政治伦理的核心规范是指政治行为主体在政治行为中遵循的最主要的规范，它直接体现着政治伦理的价值精神，是政治伦理价值目标实现的根本保证。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伦理规范体系中，公正即是其规范体系中的核心规范。“在各种德性中，惟有公正是关心他人的善”⑦。可以说，公正就是关心他人的品质或德性。“公正是一切德性的总汇”⑧。各种德性都可以包括在公正之中，公正统摄其他德性。在公共生活中，只要具备了公正的德性，“其他的所有德性就会随之而来”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伦理规范体系中还有勇敢、明智、友爱等。其中，勇敢主要是公民的政治伦理规范，明智主要是统治者的政治伦理规范，友爱则是公民和统治者共同的政治伦理规范。
二、亚里士多德政治伦理思想内容的丰富性、开拓性
亚里士多德不仅创立了相对独立、完整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还对政治伦理的诸多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在很多方面都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关于政治伦理的目的，亚里士多德以“人天生是政治动物”为理论分析的前提，得出城邦的目的就是满足人的需要的结论；亚里士多德是一个乐观的目的论者，他相信“宇宙万物都是向善的”⑩。因此一切技术、一切规划以及一切实践和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个人和城邦都是如此，而且城邦是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是包含了一切共同体的共同体，所以得出结论，城邦追求的目的一定是“最高的善”。他用了一系列具有伦理道德价值内涵的词汇来对城邦的目的进行概括，包括“至善”“幸福”以及“最优良的生活”等，充分反映出政治和伦理的终极价值的一致性，同时，反映出政治伦理应有的人文关怀的意蕴。
关于城邦政体的分类，亚里士多德首先提出了政体分类的两个原则，即统治者的宗旨和统治者的人数。按照统治者的宗旨是为公众谋利益还是为统治者谋私利将政体划分为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然后根据统治者是一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将政体划分为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三种正宗政体以及它们的变态形式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亚里士多德以统治者的宗旨是为公众谋利益还是为自己谋私利作为划分正宗政体与变态政体的标准，其价值取向非常明显。亚里士多德关于政体分类的原则及其价值取向成为西方思想史上政体思想的圭臬。后世如阿奎那的政体思想几乎就是亚里士多德政体思想在中世纪神学条件下的翻版；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无论是霍布斯根据主权的归属，将政体分为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还是孟德斯鸠从法律的角度来考察政体的原则进而认为民主制、贵族制和君主制是三类正常的政体，并否定专制政体的思想，都是亚里士多德政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关于政体的选择，即制度安排，亚里士多德不像老师那样试图提供一种理想政体，而是主张“不仅应当研究什么是最优良的政体，而且要研究什么是可能实现的政体，并同时研究什么是所有的城邦都容易实现的政体。”{11}关于所有城邦都容易实现的政体，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两个原则：其一，应该以公众的利益为出发点。亚里士多德说：“政治上的善即是公正，也就是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12}其二，应该实行法治。亚里士多德指出：“法律是独立成章的，是说明政体性质的一种规章。”{13}也就是说，法律是对政体性质的规定。法律与德性紧密相联，“为教育人们去过共同生活所制定的法规就构成了德性的整体”{14}。但由于法律是针对普遍性问题的，因此，法律也有局限性，为了克服这种局限性，应该让公民轮番参加统治。
关于政体的维持，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政治伦理的核心规范——公正，并指出，“公正是一切德性的总汇”{15}，“公正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16}的著名论断，在当代伟大的思想家罗尔斯的《正义论》中仍能找到其思想延续的痕迹。“正义是社会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的首要价值一样”{17}。罗尔斯的名言滥觞于亚里士多德的正义（公正）思想。
关于个人与城邦的关系，因为“整体必然优先于部分”{18}，所以城邦优于个人，城邦善优于个人善，个人善只有在城邦中才能实现；因为“整体的善跟随个人的善”{19}。所以城邦的善离不开个人的善。对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体道德与社会道德的关系，亚里士多德给我们提供了正确的认识角度和考量依据。在西方历史进入到20世纪时，当道德相对主义和道德怀疑主义盛行时，有识之士如麦金太尔等就主张继承、弘扬亚里士多德的道德思想，以整合个体道德和社会道德，寻求个人价值与社群价值的统一。
关于公民教育，亚里士多德不仅论述了公民教育的目的应该和城邦的目的保持一致，“既然整个城邦有着唯一的目的，那么很明显对所有的公民应实施同一种教育”{20}。而且还具体分析了公民教育的内容、方式。主张教育要根据教育对象做内容、方法的区分，要根据不同的身份对公民进行教育。如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而言，由于“一方面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固定是同一些人，另一方面又有所差异。因此对公民的教育也必须随之相同或不相同”{21}。
三、亚里士多德政治伦理思想研究方法的先进性、科学性
亚里士多德在进行政治伦理研究时采用的方法也是其理论特点的重要方面。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在知识领域中作过许多方面的探讨和研究，他根据研究的对象和目的，将科学分成几类，其中作为探求行为标准的实践科学，就包括政治学、伦理学{22}。亚里士多德已经充分注意到并明确了政治学和伦理学的实践性。他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明确指出：“我们当前所进行的工作，不像其他分支那样，以静观、以理论为目的（我们探讨德性是什么，不是为了知，而是为了成为善良的人，若不然这种辛劳就全无益处了）。所以，我们所探讨的必然是行动或应该怎样去行动。”{23}他在《政治学》中指出：“城邦的目的是优良的生活。”{24}“最优良的生活对于个人或城邦共同体而言，是具备了足够的需用的德性以至能够拥有适合于德性的行为的生活。”{25}在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中，政治伦理的实践指向的结论是显而易见的。
理性与经验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政治学和伦理学都是一种实践的研究，而实践知识的真理性是相对的，是有条件的。所以不能精研，只能是粗略的。亚里士多德说：“政治学考察高尚和正义，但这些概念相互间差异极大。”{26}所以政治研究是需要经验的，政治学来自生活经验并说明生活经验；伦理品德不仅是理性的而且还和欲望有关，是欲望经过思考的选择，因此和理论知识也是不同的。所以伦理学和政治学的研究既是一门需要经验的技艺，又是科学，需要经验和实践理性。实践理性需要从人们生活的经验中获得，由于经验使人们掌握善的标准，做出正确选择，自觉按照中庸行为，进而达到至善。
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亚里士多德在对城邦政体进行研究时，曾组织学生对希腊158个城邦进行了历史与现实的考察，然后根据所得材料，进行综合分析和比较研究，进而得出普遍性的结论。现存的《雅典政制》就是这种考察的一部分，从这部著作中，仍能看出这位伟大的思想家鲜明的历史与现实相结合进行研究的方法。其政治学的代表作《政治学》就是建立在这种考察的基础上所得出的相对普遍的结论。
分析综合的研究方法。亚里士多德主张：“我们必须将组合物分解为非组合物（它是全体中的最小部分），所以我们必须找出城邦所由以构成的简单要素，以便可以看出它们相互间有什么区别，我们是否能从各类统治中得出什么结论来。”{27}从事物的组成部分的最小单位开始进行分析，通过综合，进而达到对事物整体的本质的认识。亚里士多德在对城邦进行研究时，从男女两性组成的家庭入手进行分析，得出城邦是为了满足人们的自足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结论。其结论严谨自然、符合逻辑。
罗素 - 罗素的养生之道
罗素是英国哲学家，曾来过中国讲学。他生于1872年5月18日，死于1970年2月2日晚，活了将近98岁。他生前写过一篇文章，讲述了自己的养生秘诀，其要诀不外以下几点：
[多读书延缓衰老]
他认为，要想保持青春，多读书是最好的办法。他说，他的曾祖母年过80 岁后，常睡不着觉，就在午夜到凌晨3点读些书。这样她就没有时间考虑自己是不是日渐衰老。同时，读书还锻炼了大脑，延缓了衰老。
[广泛的兴趣抗衰老]
要是有广泛的兴趣和强烈的爱好，并能参加一些活动，就不会板着指头计算自己已经活了多大岁数，还有几年活头。充实的生活使你忘记岁月的流逝，衰老自然离你而去。
[不要总是担心死]
克服怕死念头的办法是逐步使自己关心更多的事情，多考虑那些个人以外的事情，把人生看成同河流一样，历程千里，最后归入大海。罗素把死亡看得很平淡，希望自己在工作中死去。
[生活充实，避免空虚]
罗素认为，如果老人能跳出个人生活的小圈子，有兴趣参加适当的活动和做些有益的工作，他的晚年就会过得很幸福。由于阅历深，老人还可以有成效地做些工作的。同时，从自身的经验中还可开发出新的智能，并使之发挥作用。
罗素 - 罗素的哲学
罗素的一生多产而长寿，以巨大的热情关注人类命运和社会问题。他思想庞杂又著作等身，出版了七十一部书及小册子。他对数理逻辑和数学基础的研究，则创立了逻辑原子主义，成为逻辑实证主义的先声；以他命名的“罗素悖论”对二十世纪数学基础发生过重大的影响，导致了第三次数学革命。他还是最早推行数理逻辑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反映在政治上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一二次世界大战中，他都因反战，为和平呐喊被囚禁和关押。他青年时追求过自由主义，后倾向社会主义；他赞成社会进步，对社会弊病提出尖锐、独到的批评，同时又对该文明的发展感到隐忧。（《社会改造理论》） 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很看重个人利益、自由和幸福，强调身心的和谐与快乐，（《自由之路》）他认为“任何一种对他人不造成危害的快乐都应得到珍视”，因而没有必要过分压制性欲。（《幸福之路》）出于对个人幸福和身心健康的关怀，他甚至赞成试婚或简便的结合与离婚，对私通、同性恋，也持宽容态度。（《婚姻与道德》） 罗素告诫人们，“幸福这东西不像成熟的果子那样，仅仅靠机遇就会掉到你的嘴里，”他：“幸福必须是一种追求......”，罗素也深刻的指出：“人生不幸福的两大原因：社会制度与个人的不健康心理，”一方面要人们通过社会改造增进人类的幸福，（《社会改造原理》）另一方面又要你们认清不健康心理的危害，以及它是如何产生、形成的，从而培养健康的心灵，安度幸福的一生。罗素的哲学会给我们很多启示，罗素的思想会使我们受益无穷。罗素写给我们的文章，亲切而娓娓道来，许多论述深入浅出，明白晓畅，甚至妙语连珠。罗素在1950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那篇嘉奖辞这样写道：“他拥护人道主义的思想及自由的思想，写下了多姿多彩而意义深远的著作。”[2]
罗素 - 罗素的哲学
罗素的一生多产而长寿，以巨大的热情关注人类命运和社会问题。他思想庞杂又著作等身，出版了七十一部书及小册子。他对数理逻辑和数学基础的研究，则创立了逻辑原子主义，成为逻辑实证主义的先声；以他命名的“罗素悖论”对二十世纪数学基础发生过重大的影响，导致了第三次数学革命。他还是最早推行数理逻辑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反映在政治上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一二次世界大战中，他都因反战，为和平呐喊被囚禁和关押。他青年时追求过自由主义，后倾向社会主义；他赞成社会进步，对社会弊病提出尖锐、独到的批评，同时又对该文明的发展感到隐忧。（《社会改造理论》） 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很看重个人利益、自由和幸福，强调身心的和谐与快乐，（《自由之路》）他认为“任何一种对他人不造成危害的快乐都应得到珍视”，因而没有必要过分压制性欲。（《幸福之路》）出于对个人幸福和身心健康的关怀，他甚至赞成试婚或简便的结合与离婚，对私通、同性恋，也持宽容态度。（《婚姻与道德》） 罗素告诫人们，“幸福这东西不像成熟的果子那样，仅仅靠机遇就会掉到你的嘴里，”他：“幸福必须是一种追求......”，罗素也深刻的指出：“人生不幸福的两大原因：社会制度与个人的不健康心理，”一方面要人们通过社会改造增进人类的幸福，（《社会改造原理》）另一方面又要你们认清不健康心理的危害，以及它是如何产生、形成的，从而培养健康的心灵，安度幸福的一生。罗素的哲学会给我们很多启示，罗素的思想会使我们受益无穷。罗素写给我们的文章，亲切而娓娓道来，许多论述深入浅出，明白晓畅，甚至妙语连珠。罗素在1950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那篇嘉奖辞这样写道：“他拥护人道主义的思想及自由的思想，写下了多姿多彩而意义深远的著作。”[2]
理查德·伊斯特林简介
理查德·A·伊斯特林是美国著名人口经济学家，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授，最早对主观快乐进行理论研究的当代经济学家。著有《生育率革命：一种供求分析》、《是否需要对不发达状况进行历史的研究》、《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等书。
理查德·伊斯特林的学术研究与贡献
伊斯特林的生育供求分析理论
以伊斯特林为代表的运用西方微观经济学供给和需求分析理论来研究生育率变化的一种理论。他认为，对孩子的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着一个家庭的生育水平。但是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对孩子的供给和需求都会产生正的和负的效应。譬如由于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婴儿死亡的下降，使成活的孩子供给增加，抚养成本的提高使对孩子的需求下降等等。因而，现代化会使对孩子的供需发生变化，从而引起一场“生育率革命”。他提出用供求理论来分析生育率从高到低的转变，是对莱宾斯坦和贝克尔的理论的补充。他的分析的一个突出特色是结合社会和经济现代化过程来观察生育率的变动。他既强调纯经济因素对生育率变动的影响，又注意非经济因素的作用。他特别强调公共卫生、医疗条件、强制性义务教育和家庭计划对节制生育的重大作用。从发展中国家来看，由于人们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又没有避孕的传统和习惯，所以，加强正规的学校教育，普及义务教育，改善公共卫生、医疗条件，重视和认真推行家庭计划，对于实现生育率革命是非常必要的，即对降低生育率、实现人口转变是必要的。从这些方面来看，伊斯特林的生育率革命理论是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的。然而，伊斯特林的分析仍过于理论化，对于现代化过程中各种变量如何对生育率变动起作用的描述不够，特别是对社会习惯势力和传统力量对节制生育的阻碍估计不足。
快乐经济学
理查德·伊斯特林是最早对主观快乐进行理论研究的当代经济学家。他在1974年的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了所谓的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Paradox）：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快乐增加。首先，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以及长期的动态研究表明，人均收入的高低同平均快乐水平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其次，在收入达到某一点以前，快乐随收入增长而增长，但超过那一点后，这种关系却并不明显。第三，在任何一个国家内部，人们的平均收入和平均快乐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关系，包括文化特征在内的许多其他因素会影响快
如何理解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发展的最终目的
马克思把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确立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他深切地关注人的发展、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把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全人类的解放，作为自己毕生研究的主题和为之奋斗的最高目标，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标准。他在论述了人的本质需要之后，并没有理想化的认为，在每个历史时期都能够实现这个根本需要，他回到现实的人这个出发点，对人的需要和人的发展做了现实的分析。首先，他看到需要的产生不是凭空的，而总是在基本需要满足之后才被引起的。在为基本需要挣扎的时代，人们对较高层次需要的渴望并没有被提上日程。其次，即使人们有着对根本需要的渴望，但是需要的满足仍然不可能超越现实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这就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和演进的五形态和三形态说，分析了各个不同形态中人的发展的进步性和局限性，以及提出了人的发展的最高形式—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分工所造成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扩大，以及分工造成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导致社会财富增加，为私有制的发展提供肥沃土壤。劳动的联合造成部落的不断联合，剩余产品的出现导致私有制出现萌芽，出现阶级和国家。国家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通过法律等国家意志固定社会等级，直至私有制的高级形态—资本社会的出现。资本打破了等级制度的不平等，代之以生产资料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不平等，但在客观上，却使社会分工更加专业化、广泛化，促进了社会财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累积，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社会在一百年间所创造的社会财富超过以往一切社会形态，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和社会化大分工之间的矛盾，造成资本主义自身无法加以调节，最后会造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导致私有制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后来他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人类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总结以上的分析，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发展五形态理论，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主要是从社会制度和生产资料所有的角度出发作的分类。
马克思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人类社会演进的阶级图式，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他以分工和所有制的不同特征来说明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社会制度: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现代资产阶级私有制，最后是共产主义制度。“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这种分类方法主要是从分工和所有制角度来分析人类社会发展。
在对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同的社会做了五形态分类之后，马克思并没有停下进一步探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马克思始终是关注人，将人作为最终关怀的，他依据人的发展和与之相适应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特征，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提出了人类三大社会形态的构想:“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这三个形态的划分深刻的揭示了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紧密联系，也指出了人的发展的大趋势。第一阶段是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最初的社会形态。囿于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人们之间的交往非常有限，人们的社会关系主要是地缘关系和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关系，个人的选择十分有限，交往的狭隘性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发展空间。第二阶段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形态。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分工和交往的普遍性，空前地扩大了个体获得选择社会地位的可能性和自由度。从外在的关系看，个人自由已有了形式上的保障，但从个人具体的生存境况看，他所获得的自由恰恰又是一种受限制的，并且经常是不由其意志支配的物化活动。这种“个人”，马克思称之为“偶然的个人”。“个人生活条件”的“偶然性”造成了“偶然的个人”。马克思说:“在大工业和竞争中，各个人的一切生存条件，一切制约性，一切片面性都融合为两种最简单的形式一一私有制和劳动。货币使任何交往形式和交往本身成为对个人来说是偶然的东西。”而且也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这样一种将阶级关系与财产关系如此紧密地融为一体的社会形态里，才形成偶然的个人。并且，这样的人是抽象的个人，因为还没有成为具有完全自主权的个人。“同这些生产力相对立的大多数人，这些生产力是和他们分离的，因此这些个人丧失了一切现实的生活内容，成了抽象的个人，然而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有可能作为个人彼此发生联系。”这样，人作为整体在生产力方面发展了，可是人的自主权、自由发展空间被抹杀了，人变成了面目模糊的抽象人。第三阶段建立在个人的全面发展和他们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在自由个性阶段，每个人的交往以真实的集体即自由人的联合体为社会形式，在这种交往中，个人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和社会关系的主体出现在自己的活动中，使人们从单纯以生产物品为目的的生产中解放出来，不再是被社会分工固定在某一个生产环节上，只发展一方面能力的“畸形的人”，而是可以发展自己各方面兴趣和能力的全面的人。就如马克思所描绘的那样:“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马克思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生活的描写是轻松而田园式的，但绝不是与田园学说派那样仅仅是退回到田园诗般的生活，隐藏在这之后的，是全面发展的广泛内容和深刻内涵。
马克思在唯物史观中还继续分析了人的全面发展包含的具体内容。马克思将人的全面发展定义为“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关于人的全面本质，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是:作为类的存在物，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其主要表现是劳动;作为社会的存在物，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完整的现实个人，人的本质是自然因素、社会因素、精神因素等多种属性的统一体。由此出发，马克思认为:第一，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高度丰富和实质化。这个社会关系包括经济关系、政治关系、道德关系、交往关系、家庭关系等。马克思还在《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中批判了以物为依赖的社会中，婚姻关系，家庭关系的物化，反对以金钱为纽带的人与人的关系，提倡正常的纯粹的交往。这种交往将使人由贫乏变得丰富，由封闭变得开放，由片面变得全面，由地域的人变为世界历史的人。第二，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活动及其能力的全面发展，指的是将人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这个能力包括体力和智力、自然力和社会力、个体能力和集体能力、现实能力与潜在能力以及知、情、意等，这不仅是一个人的权利，也是人之为人的使命。第三，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指的是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它不再受到压抑，不再只是局限在少数人或某些阶层身上，每个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不断得到提高，个人素质不断完善。马克思并不认为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一个轻而易举的过程，他指出了要实现这一目标的艰难而漫长的道路。首先，要将个人的命运融入联合体，在联合体中去争取最大的自由，并通过联合体的努力，为实现这种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条件作生产力的准备。马克思论述道:“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人们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是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没有共同体，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离开共同体，个人无法取得对抗自然界以及争取从物的压抑下挣脱出来、取得自由的力量。其次，获得全面发展要改变落后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马克思对人的自由给予了高度的重视。马克思曾指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这个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并不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实现，反而，我们看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对自由个性的压抑和扭曲，人的自然本性被压抑，社会的片面经济发展与人的畸形发展在共同生长，最后，人的不发展必定会导致社会的不发展。马克思提出，只有冲破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才一能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空间。并且，马克思一再强调社会制度的重要性，“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只有改变所有制，改变自由发展的社会制度，才能实现人的真正的平等、自由。“生产力总和的占有是人实现自我本质的前提，只有在这个阶段上，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又是同各个人向完全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再次，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还要同交往联系起来。只有当自由和平等成为交往的目的时，交往才能给个人的发展带来扩展而不是压抑和同化。“同样，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化，同过去受制约的交往向个人本身的交往的转化，也是相互适应的。随着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私有制也就终结了。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上，一种特殊的条件总是表现为偶然的，而现在，各个人本身的独自活动，即每一个人本身特殊的个人职业，是偶然的。”这种交往最终不断扩大，会变成世界性的，历史成为世界历史，国家内的工人联合体变成全世界的个人联合体，“在这个基础上，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这时的世界交往将成为人类发展的助力而不时对弱势人群的剥夺，这时的世界历史将变成人的真正本质发展的历史。最后，马克思还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最终必然是所有人的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必然是所有人的自由。共同体不仅是每个个人实现自由和发展的手段，实际上，整个人类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将会是最终结果。那些牺牲一部分甚至是一大部分人来求得发展的发展观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这种发展观也不可能长久被认可和存在。随着联合体的发展，“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社会发展到能够满足到所有人需要的状况;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终生理想，也是所有人的共同理想，是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社会主义建设前进的方向!
三、幸福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
1、亚里士多德的“德”幸福
百科全书式的传奇智者
公元前384年，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与教育家亚里士多德，诞生在古希腊色雷斯地区的斯塔基拉城，究竟是什么样的环境孕育出如此充满智慧的人物？又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的思想理论延续至今？让我们从他的生平与经历上探索答案。作为奴隶主阶级的中产阶层，从17岁开始，亚里士多德便赴柏拉图学园深造，在18岁到38岁阶段师从于导师柏拉图整整二十年，这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阶段。
在柏拉图学园中，他的表现出色，柏拉图曾称他为“学园之灵”，但与他的老师不同的是，亚里士多德并不崇拜于权威，在学术上始终有着自己的想法，与大谈玄理的老师不同，他更喜爱从书籍文献中查询资料，勤奋钻研。这让他渐渐与柏拉图在学术上产生分歧，在柏拉图去世两年后，公元前347年，他离开了雅典，开始了游历的生活，在小亚细亚成家立业，随后又被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召回故乡，受聘成为亚历山大的老师，亚里士多德对这位未来的世界领袖灌输了道德、政治以及哲学的教育，他用自己博大的知识情怀深刻的影响了亚历山大对知识的敬重态度，同时也对亚历山大大帝的思想形成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当自己的学生贵为国王后，亚里士多德没有选择留在国王身边，而是选择重新回到雅典，开创自己的学园，教授哲学。数十年的不断研究与丰富游历使他拥有了超人的智慧，他重视教学方法，反对刻板，经常在林荫小道上与学生讨论哲理。因此，后人将亚里士多德学派成为“逍遥学派”。在学术的广泛影响之下，以他的人格魅力与思维深度最终开创了吕克昂学园，而“逍遥学派”也更加活跃。
作为一位最伟大的、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亚里士多德对世界的贡献极大。但他的成就远不止于他对科学的贡献。他还是一位真正的哲学家，对哲学的几乎每个学科都作出了贡献。他的写作涉及伦理学、形而上学、心理学、经济学、神学、政治学、修辞学、自然科学、教育学、诗歌、风俗，以及雅典宪法。因此，亚里士多德被称作是集古希腊科学文化知识之大成的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他为后来的许多科学门类奠定了基础，也将古希腊好学深思的精神发展到了顶峰。非凡的贡献使得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几百年中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个人有勇气和智力像他那样对全部知识进行系统考察和全面掌握的学术大师。其伟大的思想不仅一度统治过整个欧洲，也为后来的思想家留下了标尺，为人类的后辈在追求知识、追求幸福的路上奠定一座丰碑，为后世的学者留下一份瑰宝。
政治伦理规范论对于幸福中国的启示
探索亚里士多德的科学理论贡献，其对政治伦理学的深入研究尤为引人瞩目。他将政治与伦理问题分开论述，又将二者联系起来考察。他在理论中着重强调了人本身的权利，虽然受时代的影响也认为城邦高于公民权利，但是却进步而卓有见地的看到城邦不仅是理性的产物，更是满足人们自身需求的产物。实现城邦发展的同时也要给公民带来幸福生活方为治国的根本，他认为幸福在于城邦对于不同出身、财产、地位、能力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因此更强调于民主的意义，在立法问题上实行民主，希望借此在维护城邦整体利益时也可以保证公民的各种利益，以提升公民的幸福指数，促进城邦的发展。
从政治伦理上，城邦应该满足人的需要，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追求的目的是“最高的善”，从而需要给予人民幸福，包括“至善”，“最优良的生活”等，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具有高度的人文关怀意蕴，用稳定的政体来带给人民幸福的生活，这与现在国家所承担的使命几乎一致。一个不能带给人民幸福的国家何谈繁荣，政治伦理规范论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启示，尤其是在行政上，影响颇深。当今的中国，正处于快速飞跃时期。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不断与他国展开合作经济，大力发展民生建设，百姓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追求小康社会的步伐正是为人民谋幸福的真正体现。建设幸福中国，需要我们不断追求，追求我们的中国梦。建设幸福中国，需要我们不断探求，探求发展的道路。建设幸福中国，需要我们不断渴求，只有有创造力的人民才能实现国家的繁荣与民族复兴。
只有幸福的人民，才能有富强的国家。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主张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闪耀出灿烂的光辉而历久弥新。中国式发展遵循着政治伦理规范论的内容，建设幸福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同的使命与任务。
“以德福人”
为政以德，需要当政者以仁德之心对待群众，
2、罗素的快乐幸福
哲学大师的博广情怀
快乐的源泉
幸福的根基
3、伊斯特林的“命题”
快乐经济学的启示
悖论的阐释
快乐的思考
4、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自由全面发展 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
人类社会的演进
人类的共同理想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伦理规范体系主要包括政治伦理的最高原则、政治伦理的核心规范以及政治伦理的主要规范。其中，政治伦理的最高原则是指贯穿于政治伦理规范之中、概括地反映政治伦理规范的基本要求、在伦理规范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的规范，这一规范即是中庸。“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⑥。中庸是个人达到至善和城邦优良政体的唯一标准。政治伦理的核心规范是指政治行为主体在政治行为中遵循的最主要的规范，它直接体现着政治伦理的价值精神，是政治伦理价值目标实现的根本保证。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伦理规范体系中，公正即是其规范体系中的核心规范。“在各种德性中，惟有公正是关心他人的善”⑦。可以说，公正就是关心他人的品质或德性。“公正是一切德性的总汇”⑧。各种德性都可以包括在公正之中，公正统摄其他德性。在公共生活中，只要具备了公正的德性，“其他的所有德性就会随之而来”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伦理规范体系中还有勇敢、明智、友爱等。其中，勇敢主要是公民的政治伦理规范，明智主要是统治者的政治伦理规范，友爱则是公民和统治者共同的政治伦理规范。
亚里士多德政治伦理思想内容的丰富性、开拓性
亚里士多德不仅创立了相对独立、完整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还对政治伦理的诸多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在很多方面都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关于政治伦理的目的，亚里士多德以“人天生是政治动物”为理论分析的前提，得出城邦的目的就是满足人的需要的结论；亚里士多德是一个乐观的目的论者，他相信“宇宙万物都是向善的”⑩。因此一切技术、一切规划以及一切实践和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个人和城邦都是如此，而且城邦是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是包含了一切共同体的共同体，所以得出结论，城邦追求的目的一定是“最高的善”。他用了一系列具有伦理道德价值内涵的词汇来对城邦的目的进行概括，包括“至善”“幸福”以及“最优良的生活”等，充分反映出政治和伦理的终极价值的一致性，同时，反映出政治伦理应有的人文关怀的意蕴。
关于城邦政体的分类，亚里士多德首先提出了政体分类的两个原则，即统治者的宗旨和统治者的人数。按照统治者的宗旨是为公众谋利益还是为统治者谋私利将政体划分为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然后根据统治者是一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将政体划分为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三种正宗政体以及它们的变态形式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亚里士多德以统治者的宗旨是为公众谋利益还是为自己谋私利作为划分正宗政体与变态政体的标准，其价值取向非常明显。亚里士多德关于政体分类的原则及其价值取向成为西方思想史上政体思想的圭臬。后世如阿奎那的政体思想几乎就是亚里士多德政体思想在中世纪神学条件下的翻版；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无论是霍布斯根据主权的归属，将政体分为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还是孟德斯鸠从法律的角度来考察政体的原则进而认为民主制、贵族制和君主制是三类正常的政体，并否定专制政体的思想，都是亚里士多德政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关于政体的选择，即制度安排，亚里士多德不像老师那样试图提供一种理想政体，而是主张“不仅应当研究什么是最优良的政体，而且要研究什么是可能实现的政体，并同时研究什么是所有的城邦都容易实现的政体。”{11}关于所有城邦都容易实现的政体，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两个原则：其一，应该以公众的利益为出发点。亚里士多德说：“政治上的善即是公正，也就是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12}其二，应该实行法治。亚里士多德指出：“法律是独立成章的，是说明政体性质的一种规章。”{13}也就是说，法律是对政体性质的规定。法律与德性紧密相联，“为教育人们去过共同生活所制定的法规就构成了德性的整体”{14}。但由于法律是针对普遍性问题的，因此，法律也有局限性，为了克服这种局限性，应该让公民轮番参加统治。
关于政体的维持，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政治伦理的核心规范——公正，并指出，“公正是一切德性的总汇”{15}，“公正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16}的著名论断，在当代伟大的思想家罗尔斯的《正义论》中仍能找到其思想延续的痕迹。“正义是社会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的首要价值一样”{17}。罗尔斯的名言滥觞于亚里士多德的正义（公正）思想。
关于个人与城邦的关系，因为“整体必然优先于部分”{18}，所以城邦优于个人，城邦善优于个人善，个人善只有在城邦中才能实现；因为“整体的善跟随个人的善”{19}。所以城邦的善离不开个人的善。对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体道德与社会道德的关系，亚里士多德给我们提供了正确的认识角度和考量依据。在西方历史进入到20世纪时，当道德相对主义和道德怀疑主义盛行时，有识之士如麦金太尔等就主张继承、弘扬亚里士多德的道德思想，以整合个体道德和社会道德，寻求个人价值与社群价值的统一。
关于公民教育，亚里士多德不仅论述了公民教育的目的应该和城邦的目的保持一致，“既然整个城邦有着唯一的目的，那么很明显对所有的公民应实施同一种教育”{20}。而且还具体分析了公民教育的内容、方式。主张教育要根据教育对象做内容、方法的区分，要根据不同的身份对公民进行教育。如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而言，由于“一方面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固定是同一些人，另一方面又有所差异。因此对公民的教育也必须随之相同或不相同”{21}。
亚里士多德政治伦理思想研究方法的先进性、科学性
亚里士多德在进行政治伦理研究时采用的方法也是其理论特点的重要方面。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在知识领域中作过许多方面的探讨和研究，他根据研究的对象和目的，将科学分成几类，其中作为探求行为标准的实践科学，就包括政治学、伦理学{22}。亚里士多德已经充分注意到并明确了政治学和伦理学的实践性。他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明确指出：“我们当前所进行的工作，不像其他分支那样，以静观、以理论为目的（我们探讨德性是什么，不是为了知，而是为了成为善良的人，若不然这种辛劳就全无益处了）。所以，我们所探讨的必然是行动或应该怎样去行动。”{23}他在《政治学》中指出：“城邦的目的是优良的生活。”{24}“最优良的生活对于个人或城邦共同体而言，是具备了足够的需用的德性以至能够拥有适合于德性的行为的生活。”{25}在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中，政治伦理的实践指向的结论是显而易见的。
理性与经验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政治学和伦理学都是一种实践的研究，而实践知识的真理性是相对的，是有条件的。所以不能精研，只能是粗略的。亚里士多德说：“政治学考察高尚和正义，但这些概念相互间差异极大。”{26}所以政治研究是需要经验的，政治学来自生活经验并说明生活经验；伦理品德不仅是理性的而且还和欲望有关，是欲望经过思考的选择，因此和理论知识也是不同的。所以伦理学和政治学的研究既是一门需要经验的技艺，又是科学，需要经验和实践理性。实践理性需要从人们生活的经验中获得，由于经验使人们掌握善的标准，做出正确选择，自觉按照中庸行为，进而达到至善。
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亚里士多德在对城邦政体进行研究时，曾组织学生对希腊158个城邦进行了历史与现实的考察，然后根据所得材料，进行综合分析和比较研究，进而得出普遍性的结论。现存的《雅典政制》就是这种考察的一部分，从这部著作中，仍能看出这位伟大的思想家鲜明的历史与现实相结合进行研究的方法。其政治学的代表作《政治学》就是建立在这种考察的基础上所得出的相对普遍的结论。
分析综合的研究方法。亚里士多德主张：“我们必须将组合物分解为非组合物（它是全体中的最小部分），所以我们必须找出城邦所由以构成的简单要素，以便可以看出它们相互间有什么区别，我们是否能从各类统治中得出什么结论来。”{27}从事物的组成部分的最小单位开始进行分析，通过综合，进而达到对事物整体的本质的认识。亚里士多德在对城邦进行研究时，从男女两性组成的家庭入手进行分析，得出城邦是为了满足人们的自足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结论。其结论严谨自然、符合逻辑。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_公元前322年），古希腊斯塔基拉人，世界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是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的老师。公元前335年，他在雅典办了一所叫吕克昂的学校，被称为逍遥学派。马克思曾称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恩格斯称他是古代的黑格尔。作为一位最伟大的、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他对哲学的几乎每个学科都作出了贡献。他的写作涉及伦理学、形而上学、心理学、经济学、神学、政治学、修辞学、自然科学、教育学、诗歌、风俗，以及雅典宪法。亚里士多德著名的一句名言：求知是人的本能。被学者吉剑当做网站“心海时空”的灵魂语句。[1]
［内容摘要］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和《尼各马科伦理学》中，既将政治与伦理问题分开来论述，又将二者联系起来考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伦理思想。其政治伦理思想的特点主要有：政治伦理思想体系的完整性、系统性；政治伦理思想内容的丰富性、开拓性；政治伦理思想研究方法的先进性、科学性。
学术主张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是现实主义的鼻祖。不同于他的老师柏拉图以自己假定的理想国衡量现实，他主张从现实的国家出发，防止国家堕落和促进国家的发展。他对人性和理性持怀疑态度，主张法治，而法律的来源也不是人的理性或者学者的思考，而是来自于历史和传统中为人们所遵循和认知的东西，也就是历史的理性。他对变法和改革持一种十分谨慎的态度，非到万不得已不宜改革。
亚里士多德关于物理学的思想深刻地塑造了中世纪的学术思想，其影响力延伸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虽然最终被牛顿物理学取代。在动物科学方面，他的一些意见仅在19世纪被确信是准确的。他的学术领域还包括早期关于形式逻辑理论的研究，最终这些研究在19世纪被合并到了现代形式逻辑理论里。在形而上学方面，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神学思想在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传统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世纪，它继续影响着基督教神学，尤其是学术传统的天主教教会。他的伦理学，虽然自始至终都具有深刻的影响，后来也随着新兴现代美德伦理的到来获得了新生。今天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仍然活跃在学术研究的各个方面。虽然亚里士多德写了许多论文和优雅的对话（西塞罗描述他的文学风格为“金河”），但是大多数人认为他的著作现已失散，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原创作品幸存了下来。
同柏拉图一样，他认为城邦高于公民，但是他也主张人有自己的权利。因为城邦不仅是理性的产物，也是人们满足自身需求的产物。因此他要求实现城邦和公民利益的平衡。他还确立了公平的正义和交换的正义的均衡正义原则。一方面对于不同出身、财产、地位、能力的人要平等对待，另一方面对于特殊的任务也可以给予特殊的优待。为此他非常推崇民主制和君主制的结合，在立法问题上实行民主，行政上实行君主制。他希望借此在维护城邦整体利益时保证公民的各种利益，并提出了分权学说。
他还是类型学大师，依据统治者人数多少和是否维护全体公民利益把城邦分为六大类。并论证了各种整体的演变，其演变是逐渐变坏，其原因则是那种综合的正义原则被破坏。[3]
［关 键 词］ 亚里士多德；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内容；方法
亚里士多德作为西方“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①和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②，一生在众多领域建树卓越。其政治学的代表作《政治学》一书，第一次将政治学和其他学科区分开来，使政治学形成了独立的研究领域，亚里士多德由此被公认为西方政治学的创始人；其伦理学的代表作《尼各马科伦理学》，是人类第一部系统完整的伦理学著作，奠定了亚里士多德作为西方伦理学创始人的基础。亚里士多德在这两部著作中，既将政治与伦理问题分开来考察，从而在西方思想史上第一次将政治学和伦理学做了学科的区分；又将二者联系起来分析，对政治与伦理采取了“连贯式价值理解方式”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伦理思想。
同柏拉图一样，他认为城邦高于公民，但是他也主张人有自己的权利。因为城邦不仅是理性的产物，也是人们满足自身需求的产物。因此他要求实现城邦和公民利益的平衡。他还确立了公平的正义和交换的正义的均衡正义原则。一方面对于不同出身、财产、地位、能力的人要平等对待，另一方面对于特殊的任务也可以给予特殊的优待。为此他非常推崇民主制和君主制的结合，在立法问题上实行民主，行政上实行君主制。他希望借此在维护城邦整体利益时保证公民的各种利益，并提出了分权学说。
一、亚里士多德政治伦理思想体系的完整性、系统性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大致包括三部分，即政治伦理价值论、政治伦理规范论和政治伦理手段论。其中，政治伦理价值论是政治伦理的观念或理念部分，是其政治伦理思想的灵魂，它直接规约着政治伦理规范体系的建构和政治伦理的实践手段的选择；政治伦理规范论是关于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政治生活中应遵循的伦理道德的原则和规范的论述，是其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它内在地体现着政治伦理的价值目标，并通过直接规约政治伦理的实践行为将其现实化；政治伦理手段论是关于政治伦理实践手段的观点和主张，是政治伦理价值和政治伦理规范借助于一定的手段得以实现的环节，是政治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的每一构成部分也是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体系。在政治伦理价值论部分，亚里士多德分析了政治伦理的价值主体、价值客体和价值目标。政治伦理的价值主体是人。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④的著名论断，并由此论述了人的本质就是要过共同（城邦）生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人的特长或功能在于具有德性，在于成为善良的人。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若干家庭和种族结合成的保障优良生活的共同体，以完美的、自足的生活为目标。”⑤城邦的善即城邦中的伦理道德有意义于主体人，因而构成政治伦理关系中的价值客体。关于政治伦理的价值目标，亚里士多德在论述中用了可以互训的词汇，如“幸福”“自足”“最高的善”“优良的生活”等。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伦理规范体系主要包括政治伦理的最高原则、政治伦理的核心规范以及政治伦理的主要规范。其中，政治伦理的最高原则是指贯穿于政治伦理规范之中、概括地反映政治伦理规范的基本要求、在伦理规范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的规范，这一规范即是中庸。“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⑥。中庸是个人达到至善和城邦优良政体的唯一标准。政治伦理的核心规范是指政治行为主体在政治行为中遵循的最主要的规范，它直接体现着政治伦理的价值精神，是政治伦理价值目标实现的根本保证。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伦理规范体系中，公正即是其规范体系中的核心规范。“在各种德性中，惟有公正是关心他人的善”⑦。可以说，公正就是关心他人的品质或德性。“公正是一切德性的总汇”⑧。各种德性都可以包括在公正之中，公正统摄其他德性。在公共生活中，只要具备了公正的德性，“其他的所有德性就会随之而来”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伦理规范体系中还有勇敢、明智、友爱等。其中，勇敢主要是公民的政治伦理规范，明智主要是统治者的政治伦理规范，友爱则是公民和统治者共同的政治伦理规范。
二、亚里士多德政治伦理思想内容的丰富性、开拓性
亚里士多德不仅创立了相对独立、完整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还对政治伦理的诸多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在很多方面都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关于政治伦理的目的，亚里士多德以“人天生是政治动物”为理论分析的前提，得出城邦的目的就是满足人的需要的结论；亚里士多德是一个乐观的目的论者，他相信“宇宙万物都是向善的”⑩。因此一切技术、一切规划以及一切实践和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个人和城邦都是如此，而且城邦是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是包含了一切共同体的共同体，所以得出结论，城邦追求的目的一定是“最高的善”。他用了一系列具有伦理道德价值内涵的词汇来对城邦的目的进行概括，包括“至善”“幸福”以及“最优良的生活”等，充分反映出政治和伦理的终极价值的一致性，同时，反映出政治伦理应有的人文关怀的意蕴。
关于城邦政体的分类，亚里士多德首先提出了政体分类的两个原则，即统治者的宗旨和统治者的人数。按照统治者的宗旨是为公众谋利益还是为统治者谋私利将政体划分为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然后根据统治者是一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将政体划分为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三种正宗政体以及它们的变态形式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亚里士多德以统治者的宗旨是为公众谋利益还是为自己谋私利作为划分正宗政体与变态政体的标准，其价值取向非常明显。亚里士多德关于政体分类的原则及其价值取向成为西方思想史上政体思想的圭臬。后世如阿奎那的政体思想几乎就是亚里士多德政体思想在中世纪神学条件下的翻版；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无论是霍布斯根据主权的归属，将政体分为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还是孟德斯鸠从法律的角度来考察政体的原则进而认为民主制、贵族制和君主制是三类正常的政体，并否定专制政体的思想，都是亚里士多德政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关于政体的选择，即制度安排，亚里士多德不像老师那样试图提供一种理想政体，而是主张“不仅应当研究什么是最优良的政体，而且要研究什么是可能实现的政体，并同时研究什么是所有的城邦都容易实现的政体。”{11}关于所有城邦都容易实现的政体，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两个原则：其一，应该以公众的利益为出发点。亚里士多德说：“政治上的善即是公正，也就是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12}其二，应该实行法治。亚里士多德指出：“法律是独立成章的，是说明政体性质的一种规章。”{13}也就是说，法律是对政体性质的规定。法律与德性紧密相联，“为教育人们去过共同生活所制定的法规就构成了德性的整体”{14}。但由于法律是针对普遍性问题的，因此，法律也有局限性，为了克服这种局限性，应该让公民轮番参加统治。
关于政体的维持，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政治伦理的核心规范——公正，并指出，“公正是一切德性的总汇”{15}，“公正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16}的著名论断，在当代伟大的思想家罗尔斯的《正义论》中仍能找到其思想延续的痕迹。“正义是社会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的首要价值一样”{17}。罗尔斯的名言滥觞于亚里士多德的正义（公正）思想。
关于个人与城邦的关系，因为“整体必然优先于部分”{18}，所以城邦优于个人，城邦善优于个人善，个人善只有在城邦中才能实现；因为“整体的善跟随个人的善”{19}。所以城邦的善离不开个人的善。对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体道德与社会道德的关系，亚里士多德给我们提供了正确的认识角度和考量依据。在西方历史进入到20世纪时，当道德相对主义和道德怀疑主义盛行时，有识之士如麦金太尔等就主张继承、弘扬亚里士多德的道德思想，以整合个体道德和社会道德，寻求个人价值与社群价值的统一。
关于公民教育，亚里士多德不仅论述了公民教育的目的应该和城邦的目的保持一致，“既然整个城邦有着唯一的目的，那么很明显对所有的公民应实施同一种教育”{20}。而且还具体分析了公民教育的内容、方式。主张教育要根据教育对象做内容、方法的区分，要根据不同的身份对公民进行教育。如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而言，由于“一方面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固定是同一些人，另一方面又有所差异。因此对公民的教育也必须随之相同或不相同”{21}。
三、亚里士多德政治伦理思想研究方法的先进性、科学性
亚里士多德在进行政治伦理研究时采用的方法也是其理论特点的重要方面。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在知识领域中作过许多方面的探讨和研究，他根据研究的对象和目的，将科学分成几类，其中作为探求行为标准的实践科学，就包括政治学、伦理学{22}。亚里士多德已经充分注意到并明确了政治学和伦理学的实践性。他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明确指出：“我们当前所进行的工作，不像其他分支那样，以静观、以理论为目的（我们探讨德性是什么，不是为了知，而是为了成为善良的人，若不然这种辛劳就全无益处了）。所以，我们所探讨的必然是行动或应该怎样去行动。”{23}他在《政治学》中指出：“城邦的目的是优良的生活。”{24}“最优良的生活对于个人或城邦共同体而言，是具备了足够的需用的德性以至能够拥有适合于德性的行为的生活。”{25}在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中，政治伦理的实践指向的结论是显而易见的。
理性与经验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政治学和伦理学都是一种实践的研究，而实践知识的真理性是相对的，是有条件的。所以不能精研，只能是粗略的。亚里士多德说：“政治学考察高尚和正义，但这些概念相互间差异极大。”{26}所以政治研究是需要经验的，政治学来自生活经验并说明生活经验；伦理品德不仅是理性的而且还和欲望有关，是欲望经过思考的选择，因此和理论知识也是不同的。所以伦理学和政治学的研究既是一门需要经验的技艺，又是科学，需要经验和实践理性。实践理性需要从人们生活的经验中获得，由于经验使人们掌握善的标准，做出正确选择，自觉按照中庸行为，进而达到至善。
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亚里士多德在对城邦政体进行研究时，曾组织学生对希腊158个城邦进行了历史与现实的考察，然后根据所得材料，进行综合分析和比较研究，进而得出普遍性的结论。现存的《雅典政制》就是这种考察的一部分，从这部著作中，仍能看出这位伟大的思想家鲜明的历史与现实相结合进行研究的方法。其政治学的代表作《政治学》就是建立在这种考察的基础上所得出的相对普遍的结论。
分析综合的研究方法。亚里士多德主张：“我们必须将组合物分解为非组合物（它是全体中的最小部分），所以我们必须找出城邦所由以构成的简单要素，以便可以看出它们相互间有什么区别，我们是否能从各类统治中得出什么结论来。”{27}从事物的组成部分的最小单位开始进行分析，通过综合，进而达到对事物整体的本质的认识。亚里士多德在对城邦进行研究时，从男女两性组成的家庭入手进行分析，得出城邦是为了满足人们的自足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结论。其结论严谨自然、符合逻辑。
罗素 - 罗素的养生之道
罗素是英国哲学家，曾来过中国讲学。他生于1872年5月18日，死于1970年2月2日晚，活了将近98岁。他生前写过一篇文章，讲述了自己的养生秘诀，其要诀不外以下几点：
[多读书延缓衰老]
他认为，要想保持青春，多读书是最好的办法。他说，他的曾祖母年过80 岁后，常睡不着觉，就在午夜到凌晨3点读些书。这样她就没有时间考虑自己是不是日渐衰老。同时，读书还锻炼了大脑，延缓了衰老。
[广泛的兴趣抗衰老]
要是有广泛的兴趣和强烈的爱好，并能参加一些活动，就不会板着指头计算自己已经活了多大岁数，还有几年活头。充实的生活使你忘记岁月的流逝，衰老自然离你而去。
[不要总是担心死]
克服怕死念头的办法是逐步使自己关心更多的事情，多考虑那些个人以外的事情，把人生看成同河流一样，历程千里，最后归入大海。罗素把死亡看得很平淡，希望自己在工作中死去。
[生活充实，避免空虚]
罗素认为，如果老人能跳出个人生活的小圈子，有兴趣参加适当的活动和做些有益的工作，他的晚年就会过得很幸福。由于阅历深，老人还可以有成效地做些工作的。同时，从自身的经验中还可开发出新的智能，并使之发挥作用。
罗素 - 罗素的哲学
罗素的一生多产而长寿，以巨大的热情关注人类命运和社会问题。他思想庞杂又著作等身，出版了七十一部书及小册子。他对数理逻辑和数学基础的研究，则创立了逻辑原子主义，成为逻辑实证主义的先声；以他命名的“罗素悖论”对二十世纪数学基础发生过重大的影响，导致了第三次数学革命。他还是最早推行数理逻辑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反映在政治上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一二次世界大战中，他都因反战，为和平呐喊被囚禁和关押。他青年时追求过自由主义，后倾向社会主义；他赞成社会进步，对社会弊病提出尖锐、独到的批评，同时又对该文明的发展感到隐忧。（《社会改造理论》） 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很看重个人利益、自由和幸福，强调身心的和谐与快乐，（《自由之路》）他认为“任何一种对他人不造成危害的快乐都应得到珍视”，因而没有必要过分压制性欲。（《幸福之路》）出于对个人幸福和身心健康的关怀，他甚至赞成试婚或简便的结合与离婚，对私通、同性恋，也持宽容态度。（《婚姻与道德》） 罗素告诫人们，“幸福这东西不像成熟的果子那样，仅仅靠机遇就会掉到你的嘴里，”他：“幸福必须是一种追求......”，罗素也深刻的指出：“人生不幸福的两大原因：社会制度与个人的不健康心理，”一方面要人们通过社会改造增进人类的幸福，（《社会改造原理》）另一方面又要你们认清不健康心理的危害，以及它是如何产生、形成的，从而培养健康的心灵，安度幸福的一生。罗素的哲学会给我们很多启示，罗素的思想会使我们受益无穷。罗素写给我们的文章，亲切而娓娓道来，许多论述深入浅出，明白晓畅，甚至妙语连珠。罗素在1950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那篇嘉奖辞这样写道：“他拥护人道主义的思想及自由的思想，写下了多姿多彩而意义深远的著作。”[2]
罗素 - 罗素的哲学
罗素的一生多产而长寿，以巨大的热情关注人类命运和社会问题。他思想庞杂又著作等身，出版了七十一部书及小册子。他对数理逻辑和数学基础的研究，则创立了逻辑原子主义，成为逻辑实证主义的先声；以他命名的“罗素悖论”对二十世纪数学基础发生过重大的影响，导致了第三次数学革命。他还是最早推行数理逻辑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反映在政治上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一二次世界大战中，他都因反战，为和平呐喊被囚禁和关押。他青年时追求过自由主义，后倾向社会主义；他赞成社会进步，对社会弊病提出尖锐、独到的批评，同时又对该文明的发展感到隐忧。（《社会改造理论》） 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很看重个人利益、自由和幸福，强调身心的和谐与快乐，（《自由之路》）他认为“任何一种对他人不造成危害的快乐都应得到珍视”，因而没有必要过分压制性欲。（《幸福之路》）出于对个人幸福和身心健康的关怀，他甚至赞成试婚或简便的结合与离婚，对私通、同性恋，也持宽容态度。（《婚姻与道德》） 罗素告诫人们，“幸福这东西不像成熟的果子那样，仅仅靠机遇就会掉到你的嘴里，”他：“幸福必须是一种追求......”，罗素也深刻的指出：“人生不幸福的两大原因：社会制度与个人的不健康心理，”一方面要人们通过社会改造增进人类的幸福，（《社会改造原理》）另一方面又要你们认清不健康心理的危害，以及它是如何产生、形成的，从而培养健康的心灵，安度幸福的一生。罗素的哲学会给我们很多启示，罗素的思想会使我们受益无穷。罗素写给我们的文章，亲切而娓娓道来，许多论述深入浅出，明白晓畅，甚至妙语连珠。罗素在1950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那篇嘉奖辞这样写道：“他拥护人道主义的思想及自由的思想，写下了多姿多彩而意义深远的著作。”[2]
理查德·伊斯特林简介
理查德·A·伊斯特林是美国著名人口经济学家，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授，最早对主观快乐进行理论研究的当代经济学家。著有《生育率革命：一种供求分析》、《是否需要对不发达状况进行历史的研究》、《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等书。
理查德·伊斯特林的学术研究与贡献
伊斯特林的生育供求分析理论
以伊斯特林为代表的运用西方微观经济学供给和需求分析理论来研究生育率变化的一种理论。他认为，对孩子的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着一个家庭的生育水平。但是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对孩子的供给和需求都会产生正的和负的效应。譬如由于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婴儿死亡的下降，使成活的孩子供给增加，抚养成本的提高使对孩子的需求下降等等。因而，现代化会使对孩子的供需发生变化，从而引起一场“生育率革命”。他提出用供求理论来分析生育率从高到低的转变，是对莱宾斯坦和贝克尔的理论的补充。他的分析的一个突出特色是结合社会和经济现代化过程来观察生育率的变动。他既强调纯经济因素对生育率变动的影响，又注意非经济因素的作用。他特别强调公共卫生、医疗条件、强制性义务教育和家庭计划对节制生育的重大作用。从发展中国家来看，由于人们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又没有避孕的传统和习惯，所以，加强正规的学校教育，普及义务教育，改善公共卫生、医疗条件，重视和认真推行家庭计划，对于实现生育率革命是非常必要的，即对降低生育率、实现人口转变是必要的。从这些方面来看，伊斯特林的生育率革命理论是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的。然而，伊斯特林的分析仍过于理论化，对于现代化过程中各种变量如何对生育率变动起作用的描述不够，特别是对社会习惯势力和传统力量对节制生育的阻碍估计不足。
快乐经济学
理查德·伊斯特林是最早对主观快乐进行理论研究的当代经济学家。他在1974年的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了所谓的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Paradox）：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快乐增加。首先，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以及长期的动态研究表明，人均收入的高低同平均快乐水平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其次，在收入达到某一点以前，快乐随收入增长而增长，但超过那一点后，这种关系却并不明显。第三，在任何一个国家内部，人们的平均收入和平均快乐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关系，包括文化特征在内的许多其他因素会影响快
如何理解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发展的最终目的
马克思把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确立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他深切地关注人的发展、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把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全人类的解放，作为自己毕生研究的主题和为之奋斗的最高目标，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标准。他在论述了人的本质需要之后，并没有理想化的认为，在每个历史时期都能够实现这个根本需要，他回到现实的人这个出发点，对人的需要和人的发展做了现实的分析。首先，他看到需要的产生不是凭空的，而总是在基本需要满足之后才被引起的。在为基本需要挣扎的时代，人们对较高层次需要的渴望并没有被提上日程。其次，即使人们有着对根本需要的渴望，但是需要的满足仍然不可能超越现实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这就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和演进的五形态和三形态说，分析了各个不同形态中人的发展的进步性和局限性，以及提出了人的发展的最高形式—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分工所造成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扩大，以及分工造成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导致社会财富增加，为私有制的发展提供肥沃土壤。劳动的联合造成部落的不断联合，剩余产品的出现导致私有制出现萌芽，出现阶级和国家。国家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通过法律等国家意志固定社会等级，直至私有制的高级形态—资本社会的出现。资本打破了等级制度的不平等，代之以生产资料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不平等，但在客观上，却使社会分工更加专业化、广泛化，促进了社会财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累积，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社会在一百年间所创造的社会财富超过以往一切社会形态，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和社会化大分工之间的矛盾，造成资本主义自身无法加以调节，最后会造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导致私有制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后来他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人类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总结以上的分析，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发展五形态理论，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主要是从社会制度和生产资料所有的角度出发作的分类。
马克思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人类社会演进的阶级图式，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他以分工和所有制的不同特征来说明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社会制度: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现代资产阶级私有制，最后是共产主义制度。“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这种分类方法主要是从分工和所有制角度来分析人类社会发展。
在对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同的社会做了五形态分类之后，马克思并没有停下进一步探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马克思始终是关注人，将人作为最终关怀的，他依据人的发展和与之相适应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特征，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提出了人类三大社会形态的构想:“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这三个形态的划分深刻的揭示了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紧密联系，也指出了人的发展的大趋势。第一阶段是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最初的社会形态。囿于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人们之间的交往非常有限，人们的社会关系主要是地缘关系和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关系，个人的选择十分有限，交往的狭隘性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发展空间。第二阶段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形态。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分工和交往的普遍性，空前地扩大了个体获得选择社会地位的可能性和自由度。从外在的关系看，个人自由已有了形式上的保障，但从个人具体的生存境况看，他所获得的自由恰恰又是一种受限制的，并且经常是不由其意志支配的物化活动。这种“个人”，马克思称之为“偶然的个人”。“个人生活条件”的“偶然性”造成了“偶然的个人”。马克思说:“在大工业和竞争中，各个人的一切生存条件，一切制约性，一切片面性都融合为两种最简单的形式一一私有制和劳动。货币使任何交往形式和交往本身成为对个人来说是偶然的东西。”而且也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这样一种将阶级关系与财产关系如此紧密地融为一体的社会形态里，才形成偶然的个人。并且，这样的人是抽象的个人，因为还没有成为具有完全自主权的个人。“同这些生产力相对立的大多数人，这些生产力是和他们分离的，因此这些个人丧失了一切现实的生活内容，成了抽象的个人，然而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有可能作为个人彼此发生联系。”这样，人作为整体在生产力方面发展了，可是人的自主权、自由发展空间被抹杀了，人变成了面目模糊的抽象人。第三阶段建立在个人的全面发展和他们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在自由个性阶段，每个人的交往以真实的集体即自由人的联合体为社会形式，在这种交往中，个人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和社会关系的主体出现在自己的活动中，使人们从单纯以生产物品为目的的生产中解放出来，不再是被社会分工固定在某一个生产环节上，只发展一方面能力的“畸形的人”，而是可以发展自己各方面兴趣和能力的全面的人。就如马克思所描绘的那样:“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马克思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生活的描写是轻松而田园式的，但绝不是与田园学说派那样仅仅是退回到田园诗般的生活，隐藏在这之后的，是全面发展的广泛内容和深刻内涵。
马克思在唯物史观中还继续分析了人的全面发展包含的具体内容。马克思将人的全面发展定义为“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关于人的全面本质，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是:作为类的存在物，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其主要表现是劳动;作为社会的存在物，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完整的现实个人，人的本质是自然因素、社会因素、精神因素等多种属性的统一体。由此出发，马克思认为:第一，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高度丰富和实质化。这个社会关系包括经济关系、政治关系、道德关系、交往关系、家庭关系等。马克思还在《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中批判了以物为依赖的社会中，婚姻关系，家庭关系的物化，反对以金钱为纽带的人与人的关系，提倡正常的纯粹的交往。这种交往将使人由贫乏变得丰富，由封闭变得开放，由片面变得全面，由地域的人变为世界历史的人。第二，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活动及其能力的全面发展，指的是将人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这个能力包括体力和智力、自然力和社会力、个体能力和集体能力、现实能力与潜在能力以及知、情、意等，这不仅是一个人的权利，也是人之为人的使命。第三，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指的是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它不再受到压抑，不再只是局限在少数人或某些阶层身上，每个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不断得到提高，个人素质不断完善。马克思并不认为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一个轻而易举的过程，他指出了要实现这一目标的艰难而漫长的道路。首先，要将个人的命运融入联合体，在联合体中去争取最大的自由，并通过联合体的努力，为实现这种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条件作生产力的准备。马克思论述道:“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人们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是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没有共同体，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离开共同体，个人无法取得对抗自然界以及争取从物的压抑下挣脱出来、取得自由的力量。其次，获得全面发展要改变落后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马克思对人的自由给予了高度的重视。马克思曾指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这个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并不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实现，反而，我们看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对自由个性的压抑和扭曲，人的自然本性被压抑，社会的片面经济发展与人的畸形发展在共同生长，最后，人的不发展必定会导致社会的不发展。马克思提出，只有冲破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才一能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空间。并且，马克思一再强调社会制度的重要性，“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只有改变所有制，改变自由发展的社会制度，才能实现人的真正的平等、自由。“生产力总和的占有是人实现自我本质的前提，只有在这个阶段上，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又是同各个人向完全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再次，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还要同交往联系起来。只有当自由和平等成为交往的目的时，交往才能给个人的发展带来扩展而不是压抑和同化。“同样，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化，同过去受制约的交往向个人本身的交往的转化，也是相互适应的。随着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私有制也就终结了。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上，一种特殊的条件总是表现为偶然的，而现在，各个人本身的独自活动，即每一个人本身特殊的个人职业，是偶然的。”这种交往最终不断扩大，会变成世界性的，历史成为世界历史，国家内的工人联合体变成全世界的个人联合体，“在这个基础上，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这时的世界交往将成为人类发展的助力而不时对弱势人群的剥夺，这时的世界历史将变成人的真正本质发展的历史。最后，马克思还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最终必然是所有人的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必然是所有人的自由。共同体不仅是每个个人实现自由和发展的手段，实际上，整个人类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将会是最终结果。那些牺牲一部分甚至是一大部分人来求得发展的发展观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这种发展观也不可能长久被认可和存在。随着联合体的发展，“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社会发展到能够满足到所有人需要的状况;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终生理想，也是所有人的共同理想，是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社会主义建设前进的方向!